第三章 三皇五帝（2 / 2）
二、《小戴记·檀弓》“舜葬于苍梧之野”，各种书都同的（《大戴记·五帝德》《白虎通·巡狩篇》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《汉书·刘向传》《三国志·薛综传》《吕凯传》。又《小戴记·祭法》“舜勤众事而野死”，《国语·鲁语》同，郑玄、韦昭，都用葬于苍梧之野解释它）。独有《孟子》说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”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。按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舜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”，《索隐》引《尚书大传》“贩于顿丘，就时负夏”。史公、孟子，似乎也是同用《书》说的（“迁于负夏”的迁，作懋迁解）。《史记》下文“南巡狩，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疑，是为零陵”，一定是后人窜录的（《史记》这部书，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；请看近人崔适的《史记探源》）。苍梧零陵，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（刘知几就很疑心它），所以今文家把它讳掉（“今文家”三字，是指经学真有传授的人，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。请看末一段）。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，舜禹果然“雍容揖让”，如何舜会死在这里，讳了半天，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［《孟子》赵岐注“诸冯，负夏，鸣条，皆地名，负海也”。这个“海”，是“夷蛮戎狄，谓之四海”的海，正是注释《孟子》“东夷之人也”这一句。《吕氏春秋·简选篇》“殷汤登自鸣条，乃入巢门”，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“汤困桀鸣条，禽之焦门”，《修务训》“汤整兵鸣条，困夏南巢，谯以其过，放之历山”。可见得鸣条和南巢、历山相近，正是所谓“东夷之地”（参看第六章第五节）。《书·汤誓序正义》引“郑玄云：南夷地名”，已经微误。至《书序》“伊尹相汤伐桀。升自陑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”，这个陑，本来是无可考的，伪孔硬说汤都偃师，桀都安邑，《正义》勉强附会，才生出“陑在河曲之南，鸣条在安邑之西”种种曲说来（参看本卷第四章第二节自明）。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，也极为可疑。孟子答万章的话，无论如何，也不能自圆其说。顾炎武就说“上古诸侯之封万国，其时中原之地，必无闲土可以封也”（《日知录》）。然而古人所说万国、三千、千八百，实在是些虚拟之词，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（参看本卷第七章）。有庳、苍梧，地极相近；舜放象的地方，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，这个疑团，更无从解释了］。
三、《新序·节士篇》：“禹问伯成子高曰：昔者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焉；尧授舜，吾子犹存焉；及吾在位，子辞诸侯而耕，何故？伯成子高曰：昔尧之治天下，举天下而传之他人，至无欲也；择贤而与之，至公也……舜亦犹然。今……君之所怀者私也，百姓知之，贪争之端，自此起矣；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繁矣。吾不忍见，是以野处也。”这一段，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，和孟子答万章的话，大相反背。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，《新序》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，自然不能谨守家法。这也是今古文家，互相违反的一证（《书·甘誓序疏》：“……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，启独见继父，以此不服，故伐之。”这个说法，也必有所本）。
四、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，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，也很可疑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；《诗》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、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；乃试之于位；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；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，逃隐；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，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，详矣；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”太史公这一段文字，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，和《书》义不合［《尚书》：虞夏同科（见义疏），太史公说“虞夏之文”，是指《尚书》而言可知。“尧将逊位……然后授政”是述《书》义；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……何以称焉”，是述非儒家的载籍。“示天下重器……若斯之难也”，与“此何以称焉”句相呼应］，既不能一笔抹杀（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。《五帝本纪赞》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，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》姓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；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，极注重实验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，又听见许多传说，然而六艺无征，自然要委决不下了），而又六艺阙然，无可考信的意思。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，许由实在就是伯夷。他说尧舜时的四岳，一共有三起人：第一起就是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个。第二起分作八伯，四个是
以上所举几条，不过是彰明较著的；要是仔细搜寻起来，一定还有许多证据。总而言之，“唐虞揖让”“汤武征诛”，都是为公而不为私（孟子所谓“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”）。实在是儒家的学说，并非实有其事。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，别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。就是儒家里头，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，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—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，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，纯粹是儒家的学说；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。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《今古文考》，南海康氏的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自然明白。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：
其一，儒家的学说，都是孔子所创造，并没有所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圣人。后世实行儒家之学，便是实行孔子之学；其“功罪”“祸福”，一大部分，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，为功为罪；孔子这个人理想博大；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（看《孟子·万章上篇》便见；这一篇的话，都是孔门的“《书》义”，上文已经说过了）却很是可惊；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，很佩服他；说他是“集大成”，是“生民所未有”。一小部分的责任，后世的儒家，也应当分负的］。
其二，世界究竟是“进化”的，后世总比古人好。譬如“政体”，断没有后世是“专制”，古时候反有所谓“禅让”之理（其余各事，都是如此；一部历史，都要用这种眼光看）。
第四节 禹的治水
禹的治水，也是当时一大事。水患的原因，《尧典》上只有“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”二十个字，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说“昔上古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，大溢逆流；无有丘陵高阜，尽皆灭之，名曰鸿水”，似乎仍旧是河患；但是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，是原本《尸子》的（《尸子》已逸，只有辑本，所以现在就引《吕氏春秋》）。尸子是晋国人，他单说龙门吕梁，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（参看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卷三），再看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流通，四海溟涬”，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，实在是“弥漫于中国大平原”之上了。原来古时候，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（这个说法太长，不能细讲；欲知其略，请看孙星衍的《分江导淮论》。《白虎通》：“谓之渎何？渎者，浊也；中国垢浊，发源东注海，其功著大，故称渎也。”《风俗通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渎，通也；所以通中国垢浊。”《水经·河水注》：“自河入济，自济入淮，自淮达江，水径周通，故有四渎之名。”则四渎之渎字，实在含有“通”“浊”二义；“通”字之中，又含有“通垢浊”同“周通”二义。这都是相传的旧训，绝非郦道元所能造的），所以一有水患，就灾区极广。尧时候的水，据《尧典》看起来，似乎“是多年的积害”，那么，自然情形更重大了。《孟子》上说：
《滕文公上》：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：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；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；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；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
《滕文公下》：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；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；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（《淮南子》也说“民皆上丘陵，赴树木”）。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。孟子既然是用的《书》说（见上节），这许多话，一定有所受之，不是随口乱道的（这许多话，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，因为用不着文饰）。
禹的治水，《史记》总叙他道：“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，兴人徒以敷土；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……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（《孟子》说‘禹八年于外’，这些琐细的问题，且别去考据它），过家门不敢入。……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檋；左准绳，右规矩；载四时；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；令益予众庶稻，可种卑湿；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；食少，调有余相给，以均诸侯。”和《孟子》“舜使益掌火……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，而注之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……后稷教民稼穑……”的说法相合。可见得当时治水，实在是禹为主，而益、稷佐之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《汤诰》“古禹皋陶，久劳于外”，大概皋陶和益，是父子继业的）。至于治水的法子，大概是疏导诸水，使之各有去路。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，本来都是相通的，就其天然的趋势，叫小水归入大水，大水东流入海，那么，江、淮、河、济四水，就是诸水的纲领，所以这四条水，就唤作四渎（《风俗通·山泽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。”《汤诰》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；四渎既修，万民乃有居。”《孟子》：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”因为当时诸水互通，所谓四渎，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，以为诸水之纲领，所以济、汉也不妨互言。然而《孟子》说的意思，也不是凿定，把江、淮、河、汉算作四渎；所以“疏九河”“瀹济、漯”“决汝、汉”“排淮、泗”，又是把江、淮、河、济并举，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，所以“而注之海”“而注之江”，又不妨互言。大概古人这等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，不必泥定字面，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）。禹治水的方法，大概是如此；《孟子》说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”，这十一个字，最能概括观念（上句是治水的方法，下句是水的统系）。至于详细的情形，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，现在暂不必讲它［《禹贡》里的地理，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（见本卷第七章）。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，可把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先看一遍。这部书，虽不很精，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，很容易看；看了这一部，倘要再看别种，也就有门径了］。 ↑返回顶部↑
三、《新序·节士篇》：“禹问伯成子高曰：昔者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焉；尧授舜，吾子犹存焉；及吾在位，子辞诸侯而耕，何故？伯成子高曰：昔尧之治天下，举天下而传之他人，至无欲也；择贤而与之，至公也……舜亦犹然。今……君之所怀者私也，百姓知之，贪争之端，自此起矣；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繁矣。吾不忍见，是以野处也。”这一段，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，和孟子答万章的话，大相反背。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，《新序》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，自然不能谨守家法。这也是今古文家，互相违反的一证（《书·甘誓序疏》：“……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，启独见继父，以此不服，故伐之。”这个说法，也必有所本）。
四、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，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，也很可疑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；《诗》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、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；乃试之于位；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；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，逃隐；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，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，详矣；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”太史公这一段文字，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，和《书》义不合［《尚书》：虞夏同科（见义疏），太史公说“虞夏之文”，是指《尚书》而言可知。“尧将逊位……然后授政”是述《书》义；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……何以称焉”，是述非儒家的载籍。“示天下重器……若斯之难也”，与“此何以称焉”句相呼应］，既不能一笔抹杀（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。《五帝本纪赞》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，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》姓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；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，极注重实验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，又听见许多传说，然而六艺无征，自然要委决不下了），而又六艺阙然，无可考信的意思。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，许由实在就是伯夷。他说尧舜时的四岳，一共有三起人：第一起就是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个。第二起分作八伯，四个是
以上所举几条，不过是彰明较著的；要是仔细搜寻起来，一定还有许多证据。总而言之，“唐虞揖让”“汤武征诛”，都是为公而不为私（孟子所谓“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”）。实在是儒家的学说，并非实有其事。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，别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。就是儒家里头，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，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—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，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，纯粹是儒家的学说；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。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《今古文考》，南海康氏的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自然明白。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：
其一，儒家的学说，都是孔子所创造，并没有所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圣人。后世实行儒家之学，便是实行孔子之学；其“功罪”“祸福”，一大部分，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，为功为罪；孔子这个人理想博大；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（看《孟子·万章上篇》便见；这一篇的话，都是孔门的“《书》义”，上文已经说过了）却很是可惊；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，很佩服他；说他是“集大成”，是“生民所未有”。一小部分的责任，后世的儒家，也应当分负的］。
其二，世界究竟是“进化”的，后世总比古人好。譬如“政体”，断没有后世是“专制”，古时候反有所谓“禅让”之理（其余各事，都是如此；一部历史，都要用这种眼光看）。
第四节 禹的治水
禹的治水，也是当时一大事。水患的原因，《尧典》上只有“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”二十个字，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说“昔上古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，大溢逆流；无有丘陵高阜，尽皆灭之，名曰鸿水”，似乎仍旧是河患；但是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，是原本《尸子》的（《尸子》已逸，只有辑本，所以现在就引《吕氏春秋》）。尸子是晋国人，他单说龙门吕梁，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（参看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卷三），再看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流通，四海溟涬”，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，实在是“弥漫于中国大平原”之上了。原来古时候，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（这个说法太长，不能细讲；欲知其略，请看孙星衍的《分江导淮论》。《白虎通》：“谓之渎何？渎者，浊也；中国垢浊，发源东注海，其功著大，故称渎也。”《风俗通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渎，通也；所以通中国垢浊。”《水经·河水注》：“自河入济，自济入淮，自淮达江，水径周通，故有四渎之名。”则四渎之渎字，实在含有“通”“浊”二义；“通”字之中，又含有“通垢浊”同“周通”二义。这都是相传的旧训，绝非郦道元所能造的），所以一有水患，就灾区极广。尧时候的水，据《尧典》看起来，似乎“是多年的积害”，那么，自然情形更重大了。《孟子》上说：
《滕文公上》：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：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；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；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；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
《滕文公下》：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；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；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（《淮南子》也说“民皆上丘陵，赴树木”）。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。孟子既然是用的《书》说（见上节），这许多话，一定有所受之，不是随口乱道的（这许多话，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，因为用不着文饰）。
禹的治水，《史记》总叙他道：“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，兴人徒以敷土；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……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（《孟子》说‘禹八年于外’，这些琐细的问题，且别去考据它），过家门不敢入。……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檋；左准绳，右规矩；载四时；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；令益予众庶稻，可种卑湿；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；食少，调有余相给，以均诸侯。”和《孟子》“舜使益掌火……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，而注之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……后稷教民稼穑……”的说法相合。可见得当时治水，实在是禹为主，而益、稷佐之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《汤诰》“古禹皋陶，久劳于外”，大概皋陶和益，是父子继业的）。至于治水的法子，大概是疏导诸水，使之各有去路。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，本来都是相通的，就其天然的趋势，叫小水归入大水，大水东流入海，那么，江、淮、河、济四水，就是诸水的纲领，所以这四条水，就唤作四渎（《风俗通·山泽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。”《汤诰》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；四渎既修，万民乃有居。”《孟子》：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”因为当时诸水互通，所谓四渎，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，以为诸水之纲领，所以济、汉也不妨互言。然而《孟子》说的意思，也不是凿定，把江、淮、河、汉算作四渎；所以“疏九河”“瀹济、漯”“决汝、汉”“排淮、泗”，又是把江、淮、河、济并举，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，所以“而注之海”“而注之江”，又不妨互言。大概古人这等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，不必泥定字面，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）。禹治水的方法，大概是如此；《孟子》说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”，这十一个字，最能概括观念（上句是治水的方法，下句是水的统系）。至于详细的情形，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，现在暂不必讲它［《禹贡》里的地理，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（见本卷第七章）。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，可把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先看一遍。这部书，虽不很精，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，很容易看；看了这一部，倘要再看别种，也就有门径了］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