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（4 / 6）
“是！”张勋答说，“这是大清朝的规矩，不敢忘记。”
溥仪对这一点很感动，想起梁鼎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，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，但还是将辫子剪掉了，相形之下，就显得张勋倒是心口如一。
因此，溥仪特为夸奖道：“你的忠心耿耿，我知道。”
“皇上请放心！”张勋大声说道，“有臣在，大清朝没有亡。皇上天亶聪明，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里中兴起来。”
这时溥仪想起师傅的教导，当即答说：“我差得很远。我年轻，知道的事挺少。”
“本朝圣祖仁皇帝，也是冲龄践祚，六岁登极的哦！”
“我怎么比得上祖宗，那是祖宗——”溥仪不知道怎么说下去。
耆英见机，赶紧向张勋做个手势。张勋便即起立，“臣跪安！”说着，便磕了头，起身后退数步，才转身跟着耆英出了养心殿。
接着，便是内务府送上来一张赏赐的单子。“御笔”是少不了的，由“南书房翰林”代笔，照例是“福”字、“寿”字斗方。张勋蒙恩格外，加赏“龙”字和“虎”字，都是一笔到底的草书。此外是如意、玉器、金带头、人，以及称为“尺头”的缎匹，一共六样。
“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。”耆英又说，“还赏了酒宴、克食。张勋感激涕零，向臣说是‘感激天恩，粉身碎骨，不足图报’。”
“噢，”溥仪问道，“他还说些什么？”
“他说皇上天亶聪明，前途无量。他从见了皇上，主意更打得定了，一定要把大事办成。”
大事自是指复辟。溥仪便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？”
“快了，快了。不过不能说准日子。一半人事、一半天命，要等机会。反正皇上万安，‘南陆北张’，有这两支朝廷柱石，大事着实可为。”
张勋离京，陆宗舆回国。此行彻底失败，早有东京来的消息，所以经过上海时，备受遗老责难。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，批评更为苛刻，说他不仅“外交”未曾成功，“内交”亦未办好。
上海遗老的倾向，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，复辟是赞成的，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，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。这也难怪，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，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。其次“辫子兵”的军纪，实在不堪领教。北方不甚清楚，在江南的，见闻较切，都认为“辫帅”一旦得势，纵兵殃民，是必然之事。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：张勋如果成了大事，六朝、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，恐不可免。
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，对徐世昌是鼓励，更是警惕。静中熟虑，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，宜暗不宜明，宜静不宜动。随机应变，因势利导，进则别创一番事业，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，最为上策。
因此，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，采取观望的态度——府院之争复起，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。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，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，展开有利的行动。这年——民国六年二月二日，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，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。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。段祺瑞认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，继以对德宣战。
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，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，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，曾通电京内外大员，呼吁总统信任总理，总理秉持大政，参众两院力持大体，希望消除总统府、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。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，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。
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，主要是对德政策。因此，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，特地举行了一次“外交特别会议”。除了段祺瑞、冯国璋以外，被邀的还有徐世昌、王士珍，以及梁启超、荫昌。
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，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，亦是由他所建议，因而被邀与议。荫昌是旗人，不但是留德的前辈，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，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，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庚子拳匪之乱以前，发生“胶澳事件”时，协助翁同龢、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，便已崭露头角。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，袁世凯之亲德，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。这样一位专家，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，他的发言，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。结果，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，等于维持现状。段祺瑞在这件事上，又受了一次挫折。
当然，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。经过智囊的研究，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、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。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，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：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，出兵打德国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？尤其是日本，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，在进行借款。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，对于借款谈判，是有帮助的。
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，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。段祺瑞大怒，即日提出辞职书，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。
这件事，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，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，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，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，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，照旧到院办公。
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，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。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，提出对德绝交案，参众两院，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。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，各省表示反对，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，纷至沓来。有一通电报，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。
一入民国，康有为的声光，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。但从袁世凯死后，复辟之说一兴，康有为所起的作用，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。
不过，康有为的主张复辟，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。他在遍游欧美以后，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，提出所谓“虚君共和”的主张。当然，张勋搞不清“君主立宪”与“虚君共和”的区分，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，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，自应借重康有为，所以派他的秘书，也是“万木草堂”弟子的潘博，将康有为接到徐州，尊以上宾之礼，口口声声称之为“老师”。
其实，张勋之尊礼康有为，另有目的。在督军团中，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，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，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。
康有为欣然同意，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，陪着到了南京。冯国璋东阁延宾、西园载酒，礼数不但周到，而且显得极其亲热。
“华甫，”到得酒酣，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，“拙作《为国家筹安定策者》，不知你看过没有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
溥仪对这一点很感动，想起梁鼎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，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，但还是将辫子剪掉了，相形之下，就显得张勋倒是心口如一。
因此，溥仪特为夸奖道：“你的忠心耿耿，我知道。”
“皇上请放心！”张勋大声说道，“有臣在，大清朝没有亡。皇上天亶聪明，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里中兴起来。”
这时溥仪想起师傅的教导，当即答说：“我差得很远。我年轻，知道的事挺少。”
“本朝圣祖仁皇帝，也是冲龄践祚，六岁登极的哦！”
“我怎么比得上祖宗，那是祖宗——”溥仪不知道怎么说下去。
耆英见机，赶紧向张勋做个手势。张勋便即起立，“臣跪安！”说着，便磕了头，起身后退数步，才转身跟着耆英出了养心殿。
接着，便是内务府送上来一张赏赐的单子。“御笔”是少不了的，由“南书房翰林”代笔，照例是“福”字、“寿”字斗方。张勋蒙恩格外，加赏“龙”字和“虎”字，都是一笔到底的草书。此外是如意、玉器、金带头、人，以及称为“尺头”的缎匹，一共六样。
“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。”耆英又说，“还赏了酒宴、克食。张勋感激涕零，向臣说是‘感激天恩，粉身碎骨，不足图报’。”
“噢，”溥仪问道，“他还说些什么？”
“他说皇上天亶聪明，前途无量。他从见了皇上，主意更打得定了，一定要把大事办成。”
大事自是指复辟。溥仪便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？”
“快了，快了。不过不能说准日子。一半人事、一半天命，要等机会。反正皇上万安，‘南陆北张’，有这两支朝廷柱石，大事着实可为。”
张勋离京，陆宗舆回国。此行彻底失败，早有东京来的消息，所以经过上海时，备受遗老责难。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，批评更为苛刻，说他不仅“外交”未曾成功，“内交”亦未办好。
上海遗老的倾向，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，复辟是赞成的，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，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。这也难怪，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，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。其次“辫子兵”的军纪，实在不堪领教。北方不甚清楚，在江南的，见闻较切，都认为“辫帅”一旦得势，纵兵殃民，是必然之事。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：张勋如果成了大事，六朝、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，恐不可免。
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，对徐世昌是鼓励，更是警惕。静中熟虑，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，宜暗不宜明，宜静不宜动。随机应变，因势利导，进则别创一番事业，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，最为上策。
因此，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，采取观望的态度——府院之争复起，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。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，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，展开有利的行动。这年——民国六年二月二日，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，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。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。段祺瑞认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，继以对德宣战。
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，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，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，曾通电京内外大员，呼吁总统信任总理，总理秉持大政，参众两院力持大体，希望消除总统府、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。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，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。
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，主要是对德政策。因此，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，特地举行了一次“外交特别会议”。除了段祺瑞、冯国璋以外，被邀的还有徐世昌、王士珍，以及梁启超、荫昌。
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，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，亦是由他所建议，因而被邀与议。荫昌是旗人，不但是留德的前辈，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，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，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庚子拳匪之乱以前，发生“胶澳事件”时，协助翁同龢、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，便已崭露头角。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，袁世凯之亲德，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。这样一位专家，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，他的发言，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。结果，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，等于维持现状。段祺瑞在这件事上，又受了一次挫折。
当然，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。经过智囊的研究，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、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。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，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：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，出兵打德国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？尤其是日本，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，在进行借款。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，对于借款谈判，是有帮助的。
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，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。段祺瑞大怒，即日提出辞职书，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。
这件事，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，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，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，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，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，照旧到院办公。
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，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。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，提出对德绝交案，参众两院，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。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，各省表示反对，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，纷至沓来。有一通电报，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。
一入民国，康有为的声光，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。但从袁世凯死后，复辟之说一兴，康有为所起的作用，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。
不过，康有为的主张复辟，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。他在遍游欧美以后，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，提出所谓“虚君共和”的主张。当然，张勋搞不清“君主立宪”与“虚君共和”的区分，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，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，自应借重康有为，所以派他的秘书，也是“万木草堂”弟子的潘博，将康有为接到徐州，尊以上宾之礼，口口声声称之为“老师”。
其实，张勋之尊礼康有为，另有目的。在督军团中，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，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，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。
康有为欣然同意，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，陪着到了南京。冯国璋东阁延宾、西园载酒，礼数不但周到，而且显得极其亲热。
“华甫，”到得酒酣，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，“拙作《为国家筹安定策者》，不知你看过没有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