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六回 蒋冯阎中原大战 湘闽赣红色割据（（1 / 2）
第六六回蒋冯阎中原大战湘闽赣红色割据（下）
朱德、陈毅率领两个团一路急进，顺利占领了酃县。然而，在继续南下，攻打郴州的战斗中遭到惨败。杜修经、王尔琢先后牺牲。毛泽东得知败讯后，立即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南下营救。此时，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远离之机，向边界发动猛攻。敌军侵占了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，大肆屠杀百姓，焚烧房屋。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，向贫苦农民逼债收租，残杀报复，闹得乌烟瘴气，使湘赣边界遭到严重摧残。留守井冈山的第一营，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，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轮番进攻，保障了根据地腹部未被敌人蹂躏。
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重新汇合，共同返回井冈山。朱德万分感慨地道：“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毛泽东道：“吃一堑长一智，孤军冒进打硬仗，难免吃亏受挫折。”朱毛红军重回井冈山后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与来犯之敌巧妙周旋，三战连捷：一战攻克遂川县城，歼敌一个营；再战茅坪伏击，又歼敌一个营；三战龙源口，再歼敌一个营；把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人全部赶出了边界。接着，毛泽东指导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、重建，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，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。
针对一年多来的斗争实践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，认真总结，顽强探索，才能继续前进。毛泽东反复思考，进行理论概括，写出了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两篇文章，向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汇报。毛泽东认为：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泛存在，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，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。这就为红军割据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。同时，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，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，有着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愿望。这是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深厚阶级基础。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，支持军阀混战，又使得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分裂，为红军和根据地存在提供了空间。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地域广阔，战略回旋余地大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因此，红色革命政权不仅能够在反动阶级的四面包围中诞生，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。”“我们的战略是依托根据地，逐渐的推进，而不是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强攻、冒进。”
一月后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信，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，进一步指示道：“目前所应注意者，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，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，深入土地革命。先有农村红军，后有城市政权，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，也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。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见解，实际上否定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“城市中心论”，提出了“以乡村为中心”的思想，开始明确了共产党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，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，最后夺取城市、夺取全国政权。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，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。
十月上旬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，会议着重讨论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井冈山土地法》，并正式颁布执行。该法规定：分配土地，主要以人口为标准，男女老幼平均分配；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，分配后，土地即归农民个人所有。土地法的贯彻执行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，努力发展生产。
12月20日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第一、三纵队七百多人，来到井冈山，与朱毛红军会师。次日，宁冈新城举行庆祝会师大会，红军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，成为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、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。毛泽东大为兴奋，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称：“边界旗子始终不倒，不但表示共产党的力量，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，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。”
根据地一片兴旺，红军队伍兵强马壮，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。井冈山腹地虽然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但人烟稀少，粮食匮乏。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，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经济封锁，红军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，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。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任命何健为“会剿”总指挥，金汉鼎为副总指挥，从湖南、江西两省抽调六个旅，约三万兵力，分成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。
形势非常严峻。为打破敌人的会剿，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，着重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。会议经过讨论，决定采取“攻势防御”的策略：由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，凭借地势险要、工事坚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。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，以打破敌人的封锁，吸引敌军主力向江西进攻，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。
1929年1月4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茨坪出发。当晚，即向遂川县城发起突袭，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，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。次日，继续向赣南进军。沿途张贴《红四军司令部布告》，宣传红军的宗旨是：“民权革命，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，统一中华。”宣传党的基本政策是：“地主田地，农民收种，债不要还，租不要送。”“城市商人，积铢累寸，只要服从，余皆不论。”“地方官兵，准其投顺，以前行为，可以不问。”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、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，在各村镇、路口广泛张贴。“朱毛红军”声名远播，党的政策迅速传开。
旬日后，红四军兵临大余县城。侦知此地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，只有少量地方民团防守。红四军发起进攻，几乎不战而克，开进了大余县城。然而，该县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，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，使红四军陷入了耳目闭塞，消息不灵的境地。
国民党追兵李文彬旅尾随而来，悄然逼近大余城，突然发起猛攻。红四军仓促应战，极为不利。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受伤身亡，部队损失惨重。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拼，朱德、毛泽东下令全军迅速撤出大余县城，转入赣南山区，采取盘旋式打游击的办法与敌周旋。
时值隆冬，天寒地冻，沿途人烟稀少，红四军衣单粮缺。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，险象环生。红四军数次与敌接战，皆遭失利，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。
一日，红四军转战到罗福嶂山区，忽接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：“敌人五个团的兵力，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。”毛泽东当机立断，命令红四军立即掉头向北，朝瑞金方向转移。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随后紧紧尾追。红军在山中盘旋式行动，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圈子，寻找有利战机。
2月9日，红四军开进到大柏地。这里山高林密，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，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。时值旧历年除夕，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，都已避入深山。国民党军两个团趾高气扬，孤军冒进，穷追不舍，想抢头功。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，认为可以在此地打伏击战；决定在大柏地布置成长形“口袋阵”，以主要兵力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中，以一小部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。当晚，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。
次日下午，红四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为诱饵，把敌军两个团引进了“口袋阵”底部。东、西两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，扎住“袋口”。朱德军长一声令下，红军各部从四面一齐发起猛攻。顿时枪声暴起，喊杀震天，山回谷应，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将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。敌军仓促迎战，乱作一团，凭借路边石堆、草丛负隅顽抗。红军战士居高临下，迎头痛击；可惜因弹药缺乏，难以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。紧急关头，朱德军长大吼一声，带领一营战士跃出战壕，冲进敌丛，用刺刀、枪托、石块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。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起驳壳枪，率领警卫排冲进敌阵，短兵搏杀。各路红军战士纷纷跳进敌群，浴血拼搏。但见石块砸下，脑浆迸流；刺刀捅进，腹破肠裂；枪托猛击，头破血流；大刀劈过，身残肢损。枪声稀疏，更显军号凄厉；肉搏混战，顿使天地失色。红四军战士硬是以勇猛气势、敢于硬拼而威震敌胆，打得敌人全无还手之机，纷纷跪地求饶。鏖战至夜幕降临，终于全歼被围敌军，俘虏八百余人，缴枪两千余支，机枪六挺，子弹十万余发，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。
然而，大柏地不是红四军的根据地。由于当地群众全部躲进深山，红四军虽然打了胜仗，吃饭却成了大问题。毛泽东、朱德鉴于情况特殊，采取灵活办法，批准各部可以动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、油、菜；但必须留下借条，张贴布告，说明日后偿还。毛泽东十分重视取信于民，五十多天后，当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，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，只能多给，不许少付。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，挨家挨户赔偿了群众的损失，造成了极大地政治影响。老百姓互相传诵：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，借条兑现，说话算数；爱护百姓，处事公平。”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朱毛红军最真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载舟覆舟看人心，取信于民天下从。
一个多月的流动作战，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：得不到休养生息，不能取得粮食、被服和兵源补充，伤员难以安置，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。事实教育了红四军，要战胜敌人，就必须建立根据地，只有依托根据地，才能更好地进行武装斗争。于是，毛泽东、朱德决定带领红四军前往吉安县的东固山区。
东固位于群山环抱之中，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开辟的一小块红色根据地，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。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了休整，消除了疲劳，取得了补充。
三月，国内局势发生突变，蒋桂战争爆发；江西、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北调，卷入军阀混战之中；为红四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。此时，中共福建省委与红四军取得了联系，建议红四军开到闽西的长汀、上杭、武平一带活动，并称当地县委机关健全，群众基础良好。毛泽东、朱德完全赞同，并进一步了解到闽西地区在张鼎丞、邓子恢领导下，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，开辟了小块游击根据地。同时，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杂牌武装，便于红四军发展。
红四军迅速出动，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。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，向毛泽东、朱德汇报了长汀敌军的情况：只有郭凤鸣旅二千余人，系收编土匪所组建，战斗力不强。毛泽东、朱德当机立断，夺取长汀县城。
次日，红军分成三路向长汀发起进攻，在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，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，歼灭敌军二千余人，缴枪五百余支，击毙旅长郭凤鸣，占领了长汀县城。
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，有几万人口，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，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。打下长汀，红军缴获了大批的银元和物资，部队的给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。
3月20日，红四军前委举行扩大会议后，书信报告中共中央，称：“红四军将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，以赣南、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形成湘闽赣红色割据。”
赣南、闽西地域宽广，境内山峦起伏，林木茂密，物产丰富，战略回旋余地大，党和群众基础好，能为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、物力支持。更为有利的是：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，并且距离大城市较远，交通不便，适宜于红军发展游击战争。
为适应新的形势，毛泽东、朱德对红四军进行整编，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三个纵队。休整了近二十天，忽接急报：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部突围，撤退到赣南。毛泽东、朱德决定立即回师赣南；数日后，在江西瑞金与红五军汇合。此时，又得知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已全部调走，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。毛泽东召集前委扩大会议，决定彭德怀率部重回井冈山，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。红四军主力在赣南、闽西地区实行近距离分兵，发动群众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
随后，红四军以瑞金为中心，在于都、兴国、宁都、上杭、龙岩等二十余县展开游击战争，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，建立起各县苏维埃政权。广泛发动群众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。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，先后主持制定了《兴国土地法》，《土地问题决议案》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：即紧紧依靠贫农、雇农，联合中农，限制富农，保护中小工商者，消灭地主阶级，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。
仅仅半年时间，赣南、闽西六百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，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。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，经济上有了土地，生活得到保障，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，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革命、生产积极性。各乡村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，兴修水利，开垦荒地，畜牧养殖等活动。同时，根据地内还建立了子弹厂、炸弹厂、被服厂、食盐厂、制糖厂、纺织厂等一批工业，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。 ↑返回顶部↑
朱德、陈毅率领两个团一路急进，顺利占领了酃县。然而，在继续南下，攻打郴州的战斗中遭到惨败。杜修经、王尔琢先后牺牲。毛泽东得知败讯后，立即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南下营救。此时，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远离之机，向边界发动猛攻。敌军侵占了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，大肆屠杀百姓，焚烧房屋。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，向贫苦农民逼债收租，残杀报复，闹得乌烟瘴气，使湘赣边界遭到严重摧残。留守井冈山的第一营，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，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轮番进攻，保障了根据地腹部未被敌人蹂躏。
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重新汇合，共同返回井冈山。朱德万分感慨地道：“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毛泽东道：“吃一堑长一智，孤军冒进打硬仗，难免吃亏受挫折。”朱毛红军重回井冈山后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与来犯之敌巧妙周旋，三战连捷：一战攻克遂川县城，歼敌一个营；再战茅坪伏击，又歼敌一个营；三战龙源口，再歼敌一个营；把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人全部赶出了边界。接着，毛泽东指导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、重建，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，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。
针对一年多来的斗争实践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，认真总结，顽强探索，才能继续前进。毛泽东反复思考，进行理论概括，写出了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两篇文章，向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汇报。毛泽东认为：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泛存在，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，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。这就为红军割据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。同时，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，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，有着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愿望。这是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深厚阶级基础。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，支持军阀混战，又使得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分裂，为红军和根据地存在提供了空间。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地域广阔，战略回旋余地大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因此，红色革命政权不仅能够在反动阶级的四面包围中诞生，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。”“我们的战略是依托根据地，逐渐的推进，而不是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强攻、冒进。”
一月后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信，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，进一步指示道：“目前所应注意者，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，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，深入土地革命。先有农村红军，后有城市政权，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，也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。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见解，实际上否定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“城市中心论”，提出了“以乡村为中心”的思想，开始明确了共产党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，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，最后夺取城市、夺取全国政权。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，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。
十月上旬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，会议着重讨论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井冈山土地法》，并正式颁布执行。该法规定：分配土地，主要以人口为标准，男女老幼平均分配；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，分配后，土地即归农民个人所有。土地法的贯彻执行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，努力发展生产。
12月20日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第一、三纵队七百多人，来到井冈山，与朱毛红军会师。次日，宁冈新城举行庆祝会师大会，红军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，成为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、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。毛泽东大为兴奋，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称：“边界旗子始终不倒，不但表示共产党的力量，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，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。”
根据地一片兴旺，红军队伍兵强马壮，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。井冈山腹地虽然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但人烟稀少，粮食匮乏。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，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经济封锁，红军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，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。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任命何健为“会剿”总指挥，金汉鼎为副总指挥，从湖南、江西两省抽调六个旅，约三万兵力，分成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。
形势非常严峻。为打破敌人的会剿，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，着重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。会议经过讨论，决定采取“攻势防御”的策略：由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，凭借地势险要、工事坚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。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，以打破敌人的封锁，吸引敌军主力向江西进攻，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。
1929年1月4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茨坪出发。当晚，即向遂川县城发起突袭，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，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。次日，继续向赣南进军。沿途张贴《红四军司令部布告》，宣传红军的宗旨是：“民权革命，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，统一中华。”宣传党的基本政策是：“地主田地，农民收种，债不要还，租不要送。”“城市商人，积铢累寸，只要服从，余皆不论。”“地方官兵，准其投顺，以前行为，可以不问。”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、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，在各村镇、路口广泛张贴。“朱毛红军”声名远播，党的政策迅速传开。
旬日后，红四军兵临大余县城。侦知此地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，只有少量地方民团防守。红四军发起进攻，几乎不战而克，开进了大余县城。然而，该县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，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，使红四军陷入了耳目闭塞，消息不灵的境地。
国民党追兵李文彬旅尾随而来，悄然逼近大余城，突然发起猛攻。红四军仓促应战，极为不利。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受伤身亡，部队损失惨重。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拼，朱德、毛泽东下令全军迅速撤出大余县城，转入赣南山区，采取盘旋式打游击的办法与敌周旋。
时值隆冬，天寒地冻，沿途人烟稀少，红四军衣单粮缺。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，险象环生。红四军数次与敌接战，皆遭失利，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。
一日，红四军转战到罗福嶂山区，忽接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：“敌人五个团的兵力，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。”毛泽东当机立断，命令红四军立即掉头向北，朝瑞金方向转移。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随后紧紧尾追。红军在山中盘旋式行动，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圈子，寻找有利战机。
2月9日，红四军开进到大柏地。这里山高林密，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，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。时值旧历年除夕，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，都已避入深山。国民党军两个团趾高气扬，孤军冒进，穷追不舍，想抢头功。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，认为可以在此地打伏击战；决定在大柏地布置成长形“口袋阵”，以主要兵力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中，以一小部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。当晚，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。
次日下午，红四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为诱饵，把敌军两个团引进了“口袋阵”底部。东、西两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，扎住“袋口”。朱德军长一声令下，红军各部从四面一齐发起猛攻。顿时枪声暴起，喊杀震天，山回谷应，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将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。敌军仓促迎战，乱作一团，凭借路边石堆、草丛负隅顽抗。红军战士居高临下，迎头痛击；可惜因弹药缺乏，难以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。紧急关头，朱德军长大吼一声，带领一营战士跃出战壕，冲进敌丛，用刺刀、枪托、石块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。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起驳壳枪，率领警卫排冲进敌阵，短兵搏杀。各路红军战士纷纷跳进敌群，浴血拼搏。但见石块砸下，脑浆迸流；刺刀捅进，腹破肠裂；枪托猛击，头破血流；大刀劈过，身残肢损。枪声稀疏，更显军号凄厉；肉搏混战，顿使天地失色。红四军战士硬是以勇猛气势、敢于硬拼而威震敌胆，打得敌人全无还手之机，纷纷跪地求饶。鏖战至夜幕降临，终于全歼被围敌军，俘虏八百余人，缴枪两千余支，机枪六挺，子弹十万余发，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。
然而，大柏地不是红四军的根据地。由于当地群众全部躲进深山，红四军虽然打了胜仗，吃饭却成了大问题。毛泽东、朱德鉴于情况特殊，采取灵活办法，批准各部可以动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、油、菜；但必须留下借条，张贴布告，说明日后偿还。毛泽东十分重视取信于民，五十多天后，当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，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，只能多给，不许少付。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，挨家挨户赔偿了群众的损失，造成了极大地政治影响。老百姓互相传诵：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，借条兑现，说话算数；爱护百姓，处事公平。”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朱毛红军最真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载舟覆舟看人心，取信于民天下从。
一个多月的流动作战，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：得不到休养生息，不能取得粮食、被服和兵源补充，伤员难以安置，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。事实教育了红四军，要战胜敌人，就必须建立根据地，只有依托根据地，才能更好地进行武装斗争。于是，毛泽东、朱德决定带领红四军前往吉安县的东固山区。
东固位于群山环抱之中，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开辟的一小块红色根据地，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。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了休整，消除了疲劳，取得了补充。
三月，国内局势发生突变，蒋桂战争爆发；江西、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北调，卷入军阀混战之中；为红四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。此时，中共福建省委与红四军取得了联系，建议红四军开到闽西的长汀、上杭、武平一带活动，并称当地县委机关健全，群众基础良好。毛泽东、朱德完全赞同，并进一步了解到闽西地区在张鼎丞、邓子恢领导下，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，开辟了小块游击根据地。同时，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杂牌武装，便于红四军发展。
红四军迅速出动，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。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，向毛泽东、朱德汇报了长汀敌军的情况：只有郭凤鸣旅二千余人，系收编土匪所组建，战斗力不强。毛泽东、朱德当机立断，夺取长汀县城。
次日，红军分成三路向长汀发起进攻，在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，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，歼灭敌军二千余人，缴枪五百余支，击毙旅长郭凤鸣，占领了长汀县城。
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，有几万人口，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，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。打下长汀，红军缴获了大批的银元和物资，部队的给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。
3月20日，红四军前委举行扩大会议后，书信报告中共中央，称：“红四军将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，以赣南、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形成湘闽赣红色割据。”
赣南、闽西地域宽广，境内山峦起伏，林木茂密，物产丰富，战略回旋余地大，党和群众基础好，能为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、物力支持。更为有利的是：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，并且距离大城市较远，交通不便，适宜于红军发展游击战争。
为适应新的形势，毛泽东、朱德对红四军进行整编，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三个纵队。休整了近二十天，忽接急报：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部突围，撤退到赣南。毛泽东、朱德决定立即回师赣南；数日后，在江西瑞金与红五军汇合。此时，又得知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已全部调走，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。毛泽东召集前委扩大会议，决定彭德怀率部重回井冈山，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。红四军主力在赣南、闽西地区实行近距离分兵，发动群众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
随后，红四军以瑞金为中心，在于都、兴国、宁都、上杭、龙岩等二十余县展开游击战争，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，建立起各县苏维埃政权。广泛发动群众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。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，先后主持制定了《兴国土地法》，《土地问题决议案》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：即紧紧依靠贫农、雇农，联合中农，限制富农，保护中小工商者，消灭地主阶级，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。
仅仅半年时间，赣南、闽西六百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，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。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，经济上有了土地，生活得到保障，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，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革命、生产积极性。各乡村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，兴修水利，开垦荒地，畜牧养殖等活动。同时，根据地内还建立了子弹厂、炸弹厂、被服厂、食盐厂、制糖厂、纺织厂等一批工业，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