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0节（2 / 4）
实际上，在现实的历史中，自然而然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绝大多数的人情绪开始软化，很多受害人的同胞后裔选择了完全忽略那段历史。
这，让很多人觉得愤慨，也让许多人觉得无奈。
明明，原谅，应该是受害人的选项之一，而不应该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决定。
但是，世界上却没有他们说话的声音。
这些年，文岚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，也曾与一些当年的受害人交谈过。的确，他们中的某些人早已选择了原谅，某些人选择了释然。那是因为，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“优等民族”可怜兮兮的样子时，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。
某次，金老爷子带着文岚走进了欧洲小镇的酒吧，认识了一群新朋友。
不知怎的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男人们聊起了战争。
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，因为战火又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的金老爷子，在数十年后再说起那段历史时，完全没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财富，只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起因为战争而失去的那些亲人和朋友，谈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。
曾被关进集中营失去几乎全部亲人的弗兰克，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后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你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吗？我就是从那里爬出来的，当时我太虚弱了，连路都走不了，只能靠爬。就因为这次战争，我的家毁了，在水晶之夜后就全毁了。我的邻居举报了我们，明明之前我们还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，可惜，转眼之间一切就全变了，他们毁了我对人的信任。该死的集中营，夺走了我的父母，抢走了我的妹妹，毁掉了我的健康。所以，当我被在被解救出来的时候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掉整个德意志民族，把他们的土地瓜分掉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。”
“那，后来呢，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”
“因为我回不去了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找谁报仇，大家都是可怜人。”弗兰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。
弗兰克从集中营里逃出来，联军带过去的人见他身体过于孱弱无法独立行走，将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，他的怒火变成了不屑，最终变成了怜悯。
“可以说，他被分配给我，他是我的财产。他曾经向我抱怨，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，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。我想说，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，没理由向他报复。”
弗兰克像大家稍微描绘了一下那个德国战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样，在场的长者们纷纷明了地点了点头，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还没真正远离。
“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，你就释然了。”弗兰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，“当我刚刚被解救时，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，我会跟他说什么呢？我不会说同情他，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。”
对于更多的幸存者而已，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。
“我永远的都在问自己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同死去。现在的每一天，我都在问自己，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。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，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，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。”一个在收集集中营死难者资料的志愿者，这样告诉文岚。
正在筹备纪念馆的西蒙.维森塔尔，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不是抽象的集体。
正义，不是复仇，是让争议接受伸张，让冤魂得以瞑目，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。
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，罹难或者幸存的，都肩负着“信使”的义务，将战争的不幸、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。
他们的想法和做法，让文岚觉得很震撼。
所以，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，尽量促成这件事情。
李文岚，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，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，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，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。
中外合璧的拍摄队，将兵分数路，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，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。
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，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，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，参与部分拍摄工作。
初时，许多人不理解，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，照顾好身边的人，努力发展生产，才是要紧的事情。何况，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，除了惹哭一群人，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，还能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泱泱大国，何必自揭伤疤，取悦洋人？那些看影片的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过，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？
所以，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，因为想不通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。
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，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：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，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。大家要明白，舆论战，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。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，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，很少人会去听。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，再过几十年，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，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？”
“米国他们有电视，有电影，有唱片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。没错，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没有我们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。但是，只有我们知道，又有什么用？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！”
“如果我们不说，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。如果我们不说，那么短短几十年后，我们的努力，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，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。”陈副总理举起相机，指着台上的摄影机，“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，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。即便今天没有人听，只要我们努力去做，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，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这，让很多人觉得愤慨，也让许多人觉得无奈。
明明，原谅，应该是受害人的选项之一，而不应该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决定。
但是，世界上却没有他们说话的声音。
这些年，文岚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，也曾与一些当年的受害人交谈过。的确，他们中的某些人早已选择了原谅，某些人选择了释然。那是因为，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“优等民族”可怜兮兮的样子时，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。
某次，金老爷子带着文岚走进了欧洲小镇的酒吧，认识了一群新朋友。
不知怎的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男人们聊起了战争。
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，因为战火又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的金老爷子，在数十年后再说起那段历史时，完全没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财富，只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起因为战争而失去的那些亲人和朋友，谈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。
曾被关进集中营失去几乎全部亲人的弗兰克，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后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你们知道那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吗？我就是从那里爬出来的，当时我太虚弱了，连路都走不了，只能靠爬。就因为这次战争，我的家毁了，在水晶之夜后就全毁了。我的邻居举报了我们，明明之前我们还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，可惜，转眼之间一切就全变了，他们毁了我对人的信任。该死的集中营，夺走了我的父母，抢走了我的妹妹，毁掉了我的健康。所以，当我被在被解救出来的时候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掉整个德意志民族，把他们的土地瓜分掉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。”
“那，后来呢，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”
“因为我回不去了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找谁报仇，大家都是可怜人。”弗兰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。
弗兰克从集中营里逃出来，联军带过去的人见他身体过于孱弱无法独立行走，将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，他的怒火变成了不屑，最终变成了怜悯。
“可以说，他被分配给我，他是我的财产。他曾经向我抱怨，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，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。我想说，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，没理由向他报复。”
弗兰克像大家稍微描绘了一下那个德国战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样，在场的长者们纷纷明了地点了点头，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还没真正远离。
“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，你就释然了。”弗兰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，“当我刚刚被解救时，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，我会跟他说什么呢？我不会说同情他，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。”
对于更多的幸存者而已，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。
“我永远的都在问自己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一同死去。现在的每一天，我都在问自己，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。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，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，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。”一个在收集集中营死难者资料的志愿者，这样告诉文岚。
正在筹备纪念馆的西蒙.维森塔尔，始终认为个人的罪行不能用集体罪行所掩盖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不是抽象的集体。
正义，不是复仇，是让争议接受伸张，让冤魂得以瞑目，也通过这种保存受害者的战争记忆。
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，罹难或者幸存的，都肩负着“信使”的义务，将战争的不幸、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。
他们的想法和做法，让文岚觉得很震撼。
所以，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，尽量促成这件事情。
李文岚，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，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，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，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。
中外合璧的拍摄队，将兵分数路，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，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。
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，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，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，参与部分拍摄工作。
初时，许多人不理解，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，照顾好身边的人，努力发展生产，才是要紧的事情。何况，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，除了惹哭一群人，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，还能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泱泱大国，何必自揭伤疤，取悦洋人？那些看影片的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过，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？
所以，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，因为想不通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。
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，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：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，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。大家要明白，舆论战，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。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，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，很少人会去听。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，再过几十年，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，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？”
“米国他们有电视，有电影，有唱片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。没错，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没有我们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。但是，只有我们知道，又有什么用？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！”
“如果我们不说，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。如果我们不说，那么短短几十年后，我们的努力，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，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。”陈副总理举起相机，指着台上的摄影机，“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，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。即便今天没有人听，只要我们努力去做，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，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