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饿的盛世（出书版） 第15节（4 / 4）
中年时期，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，排场之大，要求之细致全面，均远过于前代帝王。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，对物欲仍有节制，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，尚不能说奢侈。
人到晚年，优点往往前进一步，突破分寸，转化成缺点。而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，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。步入晚年之后，皇帝无心进取，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迅速突破。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清代成例，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，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：冬至、中秋，还有皇帝生日。而到了乾隆晚年，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。地方上的布政使、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。为了收罗民间珍藏，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，转贡给皇帝。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。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，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。除了三大节，端午节、上元节、重阳节，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。除此之外，大臣们开动脑筋，集中智慧，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：皇帝出巡，经过地方，大臣迎驾进贡，称“迎銮贡”；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，大臣们进贡，称“木兰贡”；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，所献贡品称“陛见贡”；皇帝提拔加恩，所献贡品，称“谢恩贡”……有时，皇帝想要某种东西，又实在没有借口，就干脆称“传办贡”。
所以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这次东巡所收贡品，应该归为“迎銮贡”。不过，即使是“迎銮贡”，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。而这一次，远在湖广、四川、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，不辞辛苦，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，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，也毫无道理。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，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。
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，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，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。越到后期，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，物品越丰。档案记载，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这一年，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，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，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。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：三月初八、三月十一日，三月二十四日、四月十九日、六月初七、七月十九日、八月十一日、十二月初七、十二月二十一日、十二月二十四日、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几乎无月不贡，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。
而到了皇帝的生日，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。每到此时，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。据朝鲜使臣记载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七十大寿时，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：北京附近，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。除大车外，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、驼负、轿驾，更是多不胜数。“其杠而担者，物之尤精软云”。“每车引马骡六七头，轿或者联杠驾四骡，上插小黄旗，皆书进贡字”。为了抢运贡品，车辆互相争道，“簧火相望，铃铎动地，鞭声震野”。好不气派。（朴趾源《万国进贡记》）
很多人都说，进贡之风的兴起，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。
皇帝过度收受贡品，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。
官场上，送点小礼物，是人之常情。如果礼品价值过限，就是腐败。同样，按定制收受贡品，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，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，当然就是犯罪了。
皇帝的理论是，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“自行制办”，也就是自掏腰包，目的是“联上下之情”。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，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↑返回顶部↑
人到晚年，优点往往前进一步，突破分寸，转化成缺点。而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，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。步入晚年之后，皇帝无心进取，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迅速突破。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清代成例，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，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：冬至、中秋，还有皇帝生日。而到了乾隆晚年，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。地方上的布政使、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。为了收罗民间珍藏，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，转贡给皇帝。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。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，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。除了三大节，端午节、上元节、重阳节，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。除此之外，大臣们开动脑筋，集中智慧，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：皇帝出巡，经过地方，大臣迎驾进贡，称“迎銮贡”；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，大臣们进贡，称“木兰贡”；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，所献贡品称“陛见贡”；皇帝提拔加恩，所献贡品，称“谢恩贡”……有时，皇帝想要某种东西，又实在没有借口，就干脆称“传办贡”。
所以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这次东巡所收贡品，应该归为“迎銮贡”。不过，即使是“迎銮贡”，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。而这一次，远在湖广、四川、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，不辞辛苦，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，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，也毫无道理。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，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。
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，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，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。越到后期，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，物品越丰。档案记载，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这一年，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，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，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。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：三月初八、三月十一日，三月二十四日、四月十九日、六月初七、七月十九日、八月十一日、十二月初七、十二月二十一日、十二月二十四日、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几乎无月不贡，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。
而到了皇帝的生日，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。每到此时，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。据朝鲜使臣记载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七十大寿时，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：北京附近，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。除大车外，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、驼负、轿驾，更是多不胜数。“其杠而担者，物之尤精软云”。“每车引马骡六七头，轿或者联杠驾四骡，上插小黄旗，皆书进贡字”。为了抢运贡品，车辆互相争道，“簧火相望，铃铎动地，鞭声震野”。好不气派。（朴趾源《万国进贡记》）
很多人都说，进贡之风的兴起，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。
皇帝过度收受贡品，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。
官场上，送点小礼物，是人之常情。如果礼品价值过限，就是腐败。同样，按定制收受贡品，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，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，当然就是犯罪了。
皇帝的理论是，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“自行制办”，也就是自掏腰包，目的是“联上下之情”。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，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