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 第13节(4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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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朝廷立刻派出要员,将尹嘉铨锁拿入京。皇帝批发六百里加急急件,命北京和山东两处官员,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东博野两处的家。
  和雍正皇帝一样,乾隆也十分喜欢抄大臣的家。乾隆抄家与雍正抄家有一条不同,那就是格外注意“违碍文字”。乾隆对臣下的日记、书信、私人笔记特别感兴趣,每次抄家都会严命抄家官员细心搜检,看其中有没有“悖逆之词”。这次抄尹嘉铨的家时,皇帝特别指示,尹氏之“丧心病狂,实出寻常意料之外”,所以“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”。因此“如有枉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,务须留心搜检,据实奏出”。因此,三月二十日天还没亮,前天夜里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谕的大学士英廉就亲自带领大批兵丁,来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,掘地三尺,细细搜罗。
  不出皇帝意料,收获果然颇丰。作为一个“理学大家”,尹嘉铨不但藏书丰富,而且著作颇多。从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,英廉共找到书籍310套,散书1539本、未装订的书籍一柜、书板1200块,以及书信一包共113封。乾隆组织一批翰林学士,组成“审读小组”,帮助他逐字审查。
  在乾隆朝,只要想打倒一个人,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审查他的文字。作为庸凡之人,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,如有偏离“准星”之处,那么对不起,你就有可能犯罪了。经过细致筛选,乾隆在尹嘉铨所有文字中发现了数10处“悖逆”之处。
  在后来公布的罪状中,皇帝说,最错误的一处,是这样一句:“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,君安能独尊于上?”
  尹嘉铨认为,因为打击朋党而禁止士人拜师收徒是错误的。儒家性理之学十分精微,其中最微妙的部分,只能通过拜师授徒方式传授。如果把大儒讲学授徒一律定为“朋党”,把官场上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也视为“朋党”,势必削弱“父师之教”,造成圣人之学的衰微,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。
  乾隆认为,这句话是公开与雍正帝唱反调。
  打击“朋党”是清代政治的主线之一。宋代以降,大臣们结成朋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“师生关系”。由于科举时代录取率极低,考中者对于阅卷录取自己的主考官无不感激涕零,视为伯乐知音,一旦录取,就投拜这个主考官门下,成为他的门生。主考官往往通过这种方式结纳羽翼,门生也希望通过攀附座师而在官场迅速升迁,因此极易在朝廷形成一个个山头,党同伐异,造成朋党之祸。宋朝和明朝,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。因此,雍正和乾隆使尽了种种手段,打击大臣们的“科甲”积习,也就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们以师生关系结党的习惯。雍正皇帝曾御制《朋党论》,反对大臣们拜老师收门生。
  乾隆说: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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