勇气_19（1 / 3）
可他笑了。冲着我。
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孩子，弯腰顿在我上铺，手捂着脑袋，皱着眉，向我难为情地笑。
我猛然甩开他的手，硬撑着咧嘴笑起来，我说：“你丫小心别让资本家给剥削得吐血了！”
我的笑声，做作得好像在演话剧。
他没看我，而是迅速把脸转向墙脚儿：“那几个纸盒子里都是书，我去旧金山也用不上，先放你这儿吧！”
“别，你都带走吧！姓林的是不是开车来接你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那你都带走吧。”我拼命咧着嘴，我知道如我这般的演技，是连世界上最差的话剧团也不能容忍的，可我坚持着说，“你到哪儿离得了这些书？再说饭馆儿是多无聊的地方儿呀。赶紧的，呵呵，千万别留我这儿，又占地方又碍事。哈哈！”
我一转身儿走出卧室，跟逃难似的。
方莹正站在厨房门口儿探着头张望。
我快步走出大门。
我是得赶快，因为一不小心，让眼泪流出来了。
（上部完）
下部
TZ的悲剧
第十二章 硅谷打工族
1
其实工作的日子还真不错。
早晨七点半听着闹钟起床，刷牙洗脸吃早饭，上班下班吃晚饭，看电视上网睡觉，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线行驶的班车，准点到站离站，司机加乘客就只有我一个，我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我睡着了没人醒着。这种日子实在清闲得不得了，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，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。
以前做学生时难得天天早起，倒是必定天天熬夜。理工科的留学生们都好像是夜行地动物，永远看不到晌午的太阳。虽说上学期也赶了几回早课，但一周不过两三节，而且下了课可以回家补觉。上班后一下子把作息时间调前三个多小时，这时差一时半会儿还真倒不过来。
虽说硅谷时兴弹性工作制，有人干脆在家“远程工作”，可我上班的钟点儿一点儿自由都没有。早八晚五，绝无迟到的可能，谁让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帮着客户解决技术问题呢！客户遍布美加，地处东海岸的大有人在。那边儿比加州整整早了三个小时，您这儿八点上班，人那儿可都上午十一点了，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时，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干瞪眼。所以公司明文规定：弹性工作没问题，要来早来，干脆六点来（不过没说可以早走），晚于八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就为了多睡二十分钟，我尽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。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“贫民区”，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，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。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？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。可2000年那会儿，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，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。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，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，运气真算是不错了。
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。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，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。地毯有点儿旧，但算得上干净，也没什么怪味儿；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，卫生间也挺整洁，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，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，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，光线还挺柔和。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，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，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，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，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，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，不过到了晚上，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，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，也算别有意境。
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。最典型的就属“房东”一家，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，养着五个孩子。每天房门大开，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。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“房东”，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，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，再做做维修保养，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。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，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，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，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——根本没指望他们以后能上大学，所以每天欢歌笑语的也很是快乐。
在他们眼里，我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——这年头儿，硅谷里哪个做工程师的是穷人？黑壮的男主人就曾经问过我，干嘛不买辆新车？我耸耸肩说没钱，他大笑，拍着自己胸脯说没钱的在这里！然后探着头侧目：你在电脑公司上班？也该是百万富翁吧？这回就轮到我大笑。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还住您这儿啊？他也摸着后脑勺儿傻笑着说：那是因为你刚开始做，过不了几年就成百万富翁了，以前来过好几个你这样的，不久就搬走了。
不过要想成为百万富翁，只靠我的工资，就算不吃不喝，也要攒个二三十年。
说到工资，犹太老板真是狡猾，上班第一天，把我拉进办公室，信誓旦旦地把屋门关严实了，先耐心地给我讲了N个小公司股票上市，连女秘书都一夜住进超级豪宅的故事，然后呢，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张纸来，在上面写了个公式，我一看就明白了——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：五万五的年薪，加上面值一万元的股票。
老家伙笑眯眯地说：这是特殊的待遇，公司在没上市之前，对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，许多老资格的员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万股。
我脑子里突然闪过“湾区有志工程师”白立宏的样子——他在日本小馆儿里拼命摇着头说：连生物公司都跌了，我们这生物器械公司，还能在这时候上市啊？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……。
我笑了笑没说话。是不是六万五已无所谓，原始股是不是废纸也无所谓。只要工资足够我交房租吃饱饭，然后每月再给爹妈寄两百美元就成。我现在是孤家寡人，没负担没拖累没野心，多少钱工资也没啥所谓。好在我爹妈野心也不大。我告诉他们我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，一年工资合四十多万人民币，他们也就心满意足，把失去了一个博士儿子的损失忘到脑后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
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孩子，弯腰顿在我上铺，手捂着脑袋，皱着眉，向我难为情地笑。
我猛然甩开他的手，硬撑着咧嘴笑起来，我说：“你丫小心别让资本家给剥削得吐血了！”
我的笑声，做作得好像在演话剧。
他没看我，而是迅速把脸转向墙脚儿：“那几个纸盒子里都是书，我去旧金山也用不上，先放你这儿吧！”
“别，你都带走吧！姓林的是不是开车来接你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那你都带走吧。”我拼命咧着嘴，我知道如我这般的演技，是连世界上最差的话剧团也不能容忍的，可我坚持着说，“你到哪儿离得了这些书？再说饭馆儿是多无聊的地方儿呀。赶紧的，呵呵，千万别留我这儿，又占地方又碍事。哈哈！”
我一转身儿走出卧室，跟逃难似的。
方莹正站在厨房门口儿探着头张望。
我快步走出大门。
我是得赶快，因为一不小心，让眼泪流出来了。
（上部完）
下部
TZ的悲剧
第十二章 硅谷打工族
1
其实工作的日子还真不错。
早晨七点半听着闹钟起床，刷牙洗脸吃早饭，上班下班吃晚饭，看电视上网睡觉，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线行驶的班车，准点到站离站，司机加乘客就只有我一个，我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我睡着了没人醒着。这种日子实在清闲得不得了，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，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。
以前做学生时难得天天早起，倒是必定天天熬夜。理工科的留学生们都好像是夜行地动物，永远看不到晌午的太阳。虽说上学期也赶了几回早课，但一周不过两三节，而且下了课可以回家补觉。上班后一下子把作息时间调前三个多小时，这时差一时半会儿还真倒不过来。
虽说硅谷时兴弹性工作制，有人干脆在家“远程工作”，可我上班的钟点儿一点儿自由都没有。早八晚五，绝无迟到的可能，谁让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帮着客户解决技术问题呢！客户遍布美加，地处东海岸的大有人在。那边儿比加州整整早了三个小时，您这儿八点上班，人那儿可都上午十一点了，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时，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干瞪眼。所以公司明文规定：弹性工作没问题，要来早来，干脆六点来（不过没说可以早走），晚于八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就为了多睡二十分钟，我尽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。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“贫民区”，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，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。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？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。可2000年那会儿，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，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。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，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，运气真算是不错了。
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。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，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。地毯有点儿旧，但算得上干净，也没什么怪味儿；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，卫生间也挺整洁，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，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，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，光线还挺柔和。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，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，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，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，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，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，不过到了晚上，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，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，也算别有意境。
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。最典型的就属“房东”一家，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，养着五个孩子。每天房门大开，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。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“房东”，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，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，再做做维修保养，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。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，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，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，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——根本没指望他们以后能上大学，所以每天欢歌笑语的也很是快乐。
在他们眼里，我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——这年头儿，硅谷里哪个做工程师的是穷人？黑壮的男主人就曾经问过我，干嘛不买辆新车？我耸耸肩说没钱，他大笑，拍着自己胸脯说没钱的在这里！然后探着头侧目：你在电脑公司上班？也该是百万富翁吧？这回就轮到我大笑。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还住您这儿啊？他也摸着后脑勺儿傻笑着说：那是因为你刚开始做，过不了几年就成百万富翁了，以前来过好几个你这样的，不久就搬走了。
不过要想成为百万富翁，只靠我的工资，就算不吃不喝，也要攒个二三十年。
说到工资，犹太老板真是狡猾，上班第一天，把我拉进办公室，信誓旦旦地把屋门关严实了，先耐心地给我讲了N个小公司股票上市，连女秘书都一夜住进超级豪宅的故事，然后呢，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张纸来，在上面写了个公式，我一看就明白了——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：五万五的年薪，加上面值一万元的股票。
老家伙笑眯眯地说：这是特殊的待遇，公司在没上市之前，对原始股的分配很慎重的，许多老资格的员工也未必能每年拿到一万股。
我脑子里突然闪过“湾区有志工程师”白立宏的样子——他在日本小馆儿里拼命摇着头说：连生物公司都跌了，我们这生物器械公司，还能在这时候上市啊？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……。
我笑了笑没说话。是不是六万五已无所谓，原始股是不是废纸也无所谓。只要工资足够我交房租吃饱饭，然后每月再给爹妈寄两百美元就成。我现在是孤家寡人，没负担没拖累没野心，多少钱工资也没啥所谓。好在我爹妈野心也不大。我告诉他们我已光荣走上工作岗位，一年工资合四十多万人民币，他们也就心满意足，把失去了一个博士儿子的损失忘到脑后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