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节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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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,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,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。这位“小霸王”终于意识到,不改变政策和作风,政权就保不住。32
  所以,他选择了孙权。
  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。
  实际上,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(荆州集团、东州集团、益州集团),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,这就是淮泗将领、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。其中,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,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。
  当然,他们都是外地人。33
  孙策建立政权,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,尤其是张昭和周瑜。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,为武将之首;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,为文臣之魁。后来,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,不但保住了江东,还不断发展壮大。
  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。
  但,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,那么,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,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。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、警惕、疑惧和排斥,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。
  更何况,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,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。
  当然,人心、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。
  因此,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,坚持“以我为主,后来居上”的组织路线,那么,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。要知道,赤壁之战以后,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,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。
  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。他也很清楚,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,是拉江东士族入伙。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,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。
  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,而且有条不紊。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,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、流亡北士鲁肃、南渡平民吕蒙过渡,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。之后,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,任命顾雍为丞相。
  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,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(虞、魏、顾、陆),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(顾、陆、朱、张)。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,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,数以千计。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,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。
  这样一来,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。孙吴政权的利益,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。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,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,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。
  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,也基本做到了“吴人治吴”。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,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,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。
  那么,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?
  不妨来看曹魏。
  殊途同归
  跟东汉一样,曹魏其实早就亡了。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,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。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,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。
  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(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《魏晋风度》),这里只说根本原因。
  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。
  曹魏的建国之路,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。因为曹操的特点,是有理想无蓝图。他的理想,是要建立一个“非士族”的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。因此,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,包括剿灭和暗杀。34
  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。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,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。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: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,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,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,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。
  汉献帝能平安无恙,这是重要原因。
  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,也不奇怪。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,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。因此,即便去了许都,也不等于投靠曹操;即便投靠曹操,也不等于死心塌地;即便死心塌地,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。
  也就是说,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: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。
  这个时候,就看谁会下棋了。
  公开叫板的是孔融,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,罪名是“不孝”。心存幻想的是荀彧,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,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。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,结局却殊途同归,不免让人怅然。35
  孔融和荀彧的悲剧,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、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。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,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,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,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,甚至划线的标准,他们似乎别无选择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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